老来忆昔,往事奔涌,又想起当年投稿事。
第一篇作文发表于小学五年级,当时我被学校树立为“从小想当新农民”的典型,写的作文《春》经校方推荐,在上海市广播电台播出,但这篇稿件不能算我自发投稿。
我第一次投稿在读比乐中学时,校黑板报有“朝阳花”副刊,每周出版一次。我在初二时开始投稿,发表过好几篇散文与评论。后吸收为“朝阳花”校刊初中组组长,当起了小编辑。读初三时,《青年报》杨编辑来学校召开座谈会,记得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主题曲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讨论,我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观点,经杨编辑指点,打出小样,后因形势发生变化,未发表。经杨编辑推荐,我被《青年报》聘为特约通讯员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我进入工厂,先在翻砂厂,后调到上海力车厂,劳动强度都较大,业余时间坚持读书写作,写得多了,也想投稿。当时只有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两张报纸,版面都是老三篇(一篇小说或散文,一首诗歌,一篇评论),每周两个版。我就频频向报纸副刊投稿,投出去时,充满希望,但一周左右就收到了打印好的退稿信。年轻人自以为是,对比报上发表的文章,很不服气,便将投稿的第一页与第二页粘住,结果退回来的稿件,照旧黏着,编辑根本没仔细看,心中很沮丧。
后来,我参加卢湾区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写作课,得以认识《解放日报》副刊编辑谢泉铭,老谢对业余作者很热情,我便向老谢投稿。有一篇小说已上了大样,刊前被拉了下来。据老谢说,有位著名作家写了类似题材,领导要照顾名家,只好委屈你了。我很灰心泄气,但又无可奈何。
我算了一下屡投屡退的稿子,三年中竟有四十篇之多,母亲看了一大堆退稿,很心疼我,但一直鼓励我坚持。一个工人没机会去读书,要想从事文字工作,除了投稿,我还有什么出路呢?
皇天不负苦心人,1973年4月19日《解放日报》副刊终于刊出我写的一首儿歌《打虎》,这是我投出的第49篇稿子,刊发处女作的是老谢的助手王捷。我赶紧去附近的邮局买报纸,问:“今天的《解放日报》还有几份?我全买了。”邮局营业员大为惊诧,忙问:“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?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,说:“没什么大事,是我个人的重要日子。”
儿歌《打虎》只有十二句,回家细读,发现有八句被修改过,但标题与名字是我的,我当时用的第一个笔名是“肖波”,前面还有我所属的工厂名称。翌日去上班,门房间师傅首先向我祝贺:“秀才,昨日看到你大作了!”
处女作发表后,我的投稿依然石沉大海,直到一年后,我从写诗文转向写历史评论,我写曹操的长文在一个版面全文刊出,从此,投稿屡屡见报。
至上世纪80年代,报刊丰富了,我投稿的热情更加旺盛,每晚读书写稿至深夜12时,不断有稿子刊出。这时候把过去投出的四十多篇退稿,再细读一遍,这才发觉当时的文笔真幼稚,选材很俗套,读了开头就不想读结尾,怪不得编辑们都不读第二页。
我有幸当了编辑,每天一到报社,首先急着看来稿,因为我有过屡投屡退的坎坷与不幸,也曾暗下决心,一旦我当了编辑,决不能遗漏一篇好稿。编辑三十余年,编发了许多不知名业余作者的稿件,每次给外地作者寄报纸,他们都来信表示感谢。我心中自忖,他们哪里知道我曾有四十八篇退稿的经历!(曹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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